正经人谁写日记啊?

2021/07/22 来源:凤凰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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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选自邱捷教授《晚清官场镜像:杜凤治日记研究》

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

正经人谁会爱写日记?

民国当然有爱写日记的人,此人是谁,国人皆知。

可晚清官场上也有一个爱写日记的人,一天不写个千八百字就难受。这还真不是夸张,他写日记经常写二三千字(繁体、毛笔),一气呵成,最长的一篇足足写了6000多字。

明明是一 个 忙于官 场公务 以及各种应酬的 官老爷 ,硬是在 做官的十几年中,写了厚厚的40本日记,加起来有数百万字了。

日记的主人名叫杜凤治,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长塘人,生于1814年5月11日,同治五年(1866)到广东任广宁县知县,以后继续在广东四会、南海、罗定等地任州县官,光绪六年(1880)因老病辞官回乡。

拿现在的标准来看,杜凤治在官场不过是个副省级城市的区长、地级市市长之类的中级文官, 放在清代成千上万。他 写日记的时候也不会像 蒋介石、 胡适那样, 知道自己必然青史留名,故而预设了日记会成为后世重点研读的对象。

杜凤治就是一个勤奋写日记的小官,日记中五花八门的 内容颇多 ,特别是晚清官场的一些潜规则,记录得栩栩如生,骂起人来也直抒胸臆,真有不少 正经人的 “心里话”!

中山大学 邱捷教授的新书《晚清官场镜像:杜凤治日记研究》就透过杜凤治的眼睛展现出晚清官场的真实生存状态,很多是不仅比电影精彩,就连小说去想都想不出来。

譬如,杜凤治 在日记里一再称在广东官不好当。

杜联有一次同杜凤治说:“天下宦途险恶未有如广省者,念及此实为寒心。既入网罗,何日得摆脱离此苦海也!”杜凤治深有同感。

在第二次南海知县任上,有一次杜凤治同布政使杨庆麟谈及各省官员任免,也说“天下官之难作、吏治之难未有如广东者也”。 广东民情强悍,人心浮动,盗匪多,钱粮难收,涉外事件多,清朝各种则例已远远不适合广东实际,且广东经济发达,物价高昂 ,官员必须比其他省份的官捞取更多银钱才可以维持,故各种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。在这种大背景下,广东官场勾心斗角格外严重。

各级官员都说广东的官难当,而且普遍认为州县官甚至比佐杂还难当。当州县官除了辛苦以外还相当受气。同治十年八月,因为办案受了盐运使钟谦钧的气,杜凤治在日记中写了州县官们调侃的一段顺口溜:“ 前生不善,今生州县;前生作恶,知县附郭;恶贯满盈,附郭省城 。”

此后,按察使周恒祺升任外省布政使,不满杜凤治不送程仪,在总督刘坤一面前对杜“大有微辞”,杜再次引用这24字“口号”。

古今中外经常会有人说官不好当,清朝州县官也确实不容易当。然而,官员们尽管调侃、抱怨,但都愿意到富庶的广东当官,尤其是愿意补上南海知县这种要缺、优缺,杜凤治也是如此。为什么杜凤治当知县当得那么卖力?因为在清朝,当官是读书人最能实现自己理想、最有社会地位、最能光宗耀祖,也最容易谋取经济利益的职业。他做官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

通过十几年的宦粤经历,杜凤治大抵实现了这个人生目标。

杜凤治出身于仕宦家族,曾跟随父亲在伯父杜金鉴的湖南浏阳县衙度过一段童年生活,壮年后在京城历练,结交不少翰林、进士出身的官员,又在官员家当过教书先生和笔札师爷,早就熟谙官场规矩和运作,无须像草根阶层出身者那样,考中科举、得选后才学习各种官场礼仪。他进入仕途时已是人生成熟期。家庭出身、几十年的经历加上自己的禀赋和努力,他很快就适应了州县官的角色。

在任官两年后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予奉檄来此,自誓要作好官,不敢望作名臣,冀幸作一循吏,自问自心不敢刻不敢贪,可对天地、祖宗、神明。”他的日记并不准备给别人看,这些话不能视作虚言假语。

稍后,他在四会县衙自撰了两副对联。一副是:“屋如传舍,我亦传舍中一人,明昧贪廉自存公论;堂对绥江,彼皆绥江上百姓,是非曲直何用私心。”另一副是:“上不负朝廷,下不虐百姓;前不玷祖父,后不累儿孙。”公开挂出来的对联自然有官样文章的意味,但也是他自励的目标。

他对清廷忠心耿耿,对教化、考试、征输、缉捕、听讼等州县官例行公务努力完成,作为“父母官”,对治下的庶民百姓不至于做得太过分。他后来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当上高官,辞职归里时只是正五品的直隶州知州(加知府衔,从四品),但仕途顺利,如果 按晚清官场的一般标准,杜凤治不失为一个好州县官

州县官公务繁忙,而且要处理好同上司、同僚、下属、地方士绅的关系,恩威并济地统率管理书吏、衙役、“家人”。杜凤治对自己勇于任事、任劳任怨的性格颇为自豪,他教训儿子杜子杕说:

生怕任劳任怨,可躲则躲,可推则推,非丈夫所为。目前荫下优游固无不可,倘要单枪匹马卓立人丛中作一番事业,不任劳怨能出人头地乎?只须看我为官十余年,首剧五年,承上启下,大绅大富,旗务洋务,何处不要精神去对付?何事不任劳怨?即欲畏首畏尾且躲且推万不能也。且予生性能作事,肯任劳怨,汝辈自病自知,不必他求,效法于予斯可矣。

杜凤治十几年间都很勤奋。

在日记中说自己到任广宁知县后“从无一月在署安居”,“偶见猫犬安卧,心实羡之叹吾不如”;南海知县公务更繁忙,“日日奔走,公事山积,日事酬应,夜间每阅至三四更,往往五更,黎明即出署有事,亦未尝一言告劳”。

他经常一天之内处理多件公务。

例如,在广宁任上,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(1868年1月15日),他清晨起床立即出发到几十里外的乡间勘验一宗抢劫案的现场,再到另一处为一宗人命案验尸,其间还召见当地绅耆催征钱粮。下乡催征钱粮时,经常是白天召见绅耆催征,晚上要督促、责比粮差、殷丁,每晚还得处理衙署专人送来的公文。他即使生病也不敢多休息,稍有起色即起来处理公事。

他审案也很认真,说自己:“堂判至少亦数百字,否则千余言数千言不定,均附卷可查,亦一片心血也。公平持论,毫无私曲,据理直断,天人鉴之。”日记中有他审讯多件案件的详细记录,说“公平持论,毫无私曲,据理直断”当为自夸,但在大多数情况下,杜凤治是以“青天大老爷”自居并为此努力的,确实比多数州县官勤于和善于审案。

对未能勤政的官员,杜凤治颇有批评、讥讽。杜凤治的挚友周星誉(叔芸、叔云)以翰林科道外放广西知府,一度被撤,杜在日记中议论周“又懒又暗,一经得位,授柄家人,己则高卧”,这样当官一定当不好。

杜凤治常说自己不爱财,以不苟取自诩, 在日记中也极少记录“额外”的收入。他当然也收受银钱,但比较审慎。日记常记拒绝、璧还别人馈送的银两 。但他精于计算,当州县官十几年还是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。

杜凤治非常注意编织官场关系网 。他在京候选多年,结交了各种于官场进退有用的朋友。潘祖荫(侍郎、尚书、京筵讲官,潘任军机大臣时杜凤治已辞官归里)是其“荐卷”师,李鸿藻(后任尚书、军机大臣)是其同年,还有几位翰林如周星誉、杨庆麟等同他是至交好友,日记中常有致送潘、李、周、杨等京官炭敬、冰敬的记载。

潘祖荫对其补缺、调署等事相当关注,并施加了影响。杨庆麟后来任广东布政使,对杜就颇为关照。杜凤治在北京时同吏部、刑部、兵部的办事官员和书吏建立了交情,来粤后这种关系就成为他重要的人脉资源,上司也要托他打通北京的关节。肇庆府知府蒋立昂(云樵)之子军功保举并加捐同知,但名字被搞错,又想加知府衔,乃托杜凤治致函“京友”设法办妥。

肇罗道道台王澍与杜凤治同乡且有戚谊,杜凤治曾拜王为师。王澍调任后大计得“卓异”,按定例须引见,吏部应调取。上京引见要花费很多银两,又未必能升官,王澍想不去。吏部考功清吏司书吏致信王澍:如欲免调取,每年需银200两。王澍接信后向杜询问来信者底细,并托杜与“京友”讲价减为100两。同治十年初,杜凤治得知督抚把自己列为调补广东首县南海知县的候选人,立即疏通活动,后顺利得到吏部的同意。

杜凤治初到广东时有一个 很硬的后台 ——广东学政杜联,杜联是他的同宗、同学、同年。在日记中,杜联被称为“莲翁”(杜联号莲衢)。杜联的籍贯是浙江会稽,杜凤治的籍贯是浙江山阴,两人是同宗族较疏远的亲戚。杜凤治早年在杜联门下读书,在京候补时,与杜联结下极深的情谊。此前广东学政多数放翰林院编修、检讨之类的中下级京官,最高为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(四品),杜联却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出任。 学政本是钦差,在省里地位仅在将军、督抚之下,在藩、臬两司之上 ,杜联是从二品大员,可说与督抚相当,且任满回京后还有可能被重用。杜联多次直接过问有关杜凤治的事,督抚、藩、臬都不能不给面子。后来的巡抚张兆栋与布政使邓廷楠、杨庆麟等高官是他同年,在晚清注重同年的官场伦理氛围下,杜凤治得到一些照应。

在北京的朋友不断向杜凤治提供各种官场信息和建议。

如翰林周星誉是杜凤治挚友,杜不断慷慨地对周予以“资助”。据日记所记,周为人自负贪财,不甚爱惜羽毛,但有才气且交游广泛,作为京官有一定政治能量,经常向杜凤治提供各种政坛、人脉信息和建议,并为杜疏通各种关系。广粮通判方功惠(柳桥)是瑞麟的亲信,杜凤治同他建立了交情,两人互相欣赏,方功惠也向杜凤治提供了大量广东官场高层的信息,两人还经常毫无顾忌地议论各级上司。杜凤治在几年间得到瑞麟的信任,方功惠起了一定作用。

为编织、维护官场关系网, 杜凤治在省城一有时间就去拜客 ;平日送礼馈赠、问候应酬、书信往还,他都不会疏忽。尽管心里对上司经常不满甚至暗地里咬牙切齿,但巴结逢迎的功夫却做得很足,该送的银两只多不少。对同寅、下属,在涉及银钱的事情上做得也比较漂亮。

例如,同治七年春,杜凤治调署四会,按“规矩”给道、府两位顶头上司各送100元“到任礼”,其时正是旧肇庆知府郭式昌和新知府五福交接之时,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官员只送给后任,但杜凤治“新府一份,旧太尊一份”,“一切门包小费均照例”。两广总督瑞麟病故后,官员所送奠仪,都是按缺份“肥瘦”定所送多寡。杜凤治其时署理罗定州知州,收入一般,但想到送奠仪“是举虽为死者,乃作与生者看”,因瑞麟赏识自己,让自己当上南海知县,少送会有“物议”;本来已打算按较高标准送600元(“佳缺”连州知州才送200元),但后来决定再加到500两,以表示自己不是“忘恩负义者”。

杜凤治能巧妙地周旋于省级上司之间。

他初任广宁时,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、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水火不相容,藩、臬矛盾还直接与处置广宁士绅控案有关。蒋益澧、郭祥瑞被视为杜凤治的袒护者,但杜凤治没有使瑞麟把自己列入蒋、郭一派予以打压,后来还逐渐得到赏识。蒋超伯虽视杜凤治为对方的人,但杜通过多方努力设法减少蒋的敌意,保住了官位。他在官场的进退颇有分寸,总结出“欲不大黑,切不可大红,最为作官要诀”。十多年间,杜凤治避免卷入高官的斗争当中,使对立的双方都接受、重视他。他很自豪地认为自己全靠本事,与总督瑞麟素无渊源却当上了首县南海知县。瑞麟特别信任武将郑绍忠,杜凤治心里对郑不大看得起,但处处尊重迎合,加以笼络,所以赢得郑绍忠的尊敬和好感,在广宁、四会任上,杜都得到郑绍忠的帮助和支持。

杜凤治颇有心计和手腕 ,这在处理官场关系、解决棘手问题、审理复杂案件中都有体现。例如,同治六年十月郑绍忠招抚盗匪黄亚水二之后,打算把他斩首,找杜凤治商量。杜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原先免死的承诺,还会吓跑其他有投诚意愿的盗匪;建议杀掉黄亚水二的一些羽翼,把黄带回营中“管束防逸”,“伊已如釜中之鱼,砧上之肉,一二月后,欲加之罪,何患无词?寻一事作为违令斩之,更两面俱圆”。郑绍忠“大为叹服”,后来就完全按杜凤治所说的办,一年以后才杀掉黄亚水二。

有时,杜凤治也会抓住一些机会在官场中表现自己不畏权贵的风骨。如在南海知县任上,翰林潘衍桐兄弟与某户疍民因争夺沙坦涉讼,杜凤治实地勘查后没有按照潘氏的要求做出判决。尽管潘衍桐有信来,但杜凤治“当堂申斥,并于堂判中批明,责其以编修之清高而不知自爱”。杜凤治知道潘衍桐未必能直接为难自己, 偶尔不给翰林面子,以体恤小民的面目出现,反而有利于在官场和民间提高自己的声望。

初任南海以后,杜凤治也逐渐成为“老州县”,在官场建立了自己的名声、地位和人脉关系,他不必像在广宁、四会任上那样处处小心翼翼。在后期的日记中,他对上司的议论越来越大胆,后来对一些上司也敢冷落、顶撞了。按察使张瀛几次批驳了杜凤治对案件的处置并派委员来调查,但杜不怎么害怕,反而同上司、同僚讥笑、指斥张瀛。光绪二年,杜凤治在罗定州任上,署理肇罗道齐世熙派一名巡检为委员来催各房承充典吏。杜觉得此举无谓,且要自己花费,在日记中写道:

予莅此已将二年,方道台从未委过委员来州,即有委,亦系照例差使,本人从不到者。兹齐世熙以一饿不死之候补道,到任无几即委委员,名为公事,实调剂佐杂耳。该巡检以为绝好美差,各房典吏必有赂遗,岂知本州十房罔不清苦,食用为难,安有闲钱饱委员之饿壑?该委员初到禀见,予辞以冗,嗣见各房(十三日事)不肯馈贻,又再三求见。予不能为彼勒各房书供欲壑 也,仍不见。蔑视委员即蔑视委之者也,不识好歹轻重之人只可如此待之。

杜凤治以蔑视委员来表示对委派者署理肇罗道齐世熙的蔑视,齐后来也没有对杜凤治怎样。

在任官初期,杜凤治兢兢业业,不敢有嗜好、嬉游,但 后来他吸上了鸦片,烟瘾还颇大 。任南海以后日记中又经常有与其他人“手谈”的记录,从日记看不出杜凤治玩的是何种赌博游戏,但看得出其兴趣颇浓。下面是光绪元年他在署理罗定知州任上给学正黄怡(荣伯)的一封短简:

大礼已毕,积雨未晴,衙斋闲旷,不但先生官独冷也。遗哀破睡,尽可仍续旧谭,唯敝处不便遍邀。敢浼飞符,都为知会,弟则若为不速之客来者,煮茗以俟,勿哂荒嬉。想元规兴复不浅,定有同心,如个中有一人不愿,幸勿强之,嘱之。兴发偶然,狂泐数字,借颂荣伯学博吟佳,阅讫付之祖龙。

其时正值同治皇帝大丧期间,杜凤治连日率领罗定州的文武官员在城隍庙举行哭临典礼。典礼结束的当日晚上,杜凤治就请黄怡出面约几个人来州署“手谈”(杜作为知州不好亲自出面)。杜凤治知道在国丧期间嬉戏赌博有违官箴,所以嘱咐黄怡阅信后烧掉。这种事如果在清朝前中期是不可思议的,从这件小事也可窥见晚清官场观念和规则的微妙变化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这部日记以大量篇幅详细记载日常公务、各级官员之间的公私交往以及官员的衣食住行、家庭家族、阅读娱乐等事实,包括州县官的收支与日常生活。美国学者曾小萍(Madeleine Zelin)写了一本书《州县官的银两——18世经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》,这部著作从陋规、养廉等问题切入,对雍正年间的财政改革做了出色的研究,但我们如果想要知道清朝州县官具体的收支情况,在曾小萍这本书中难以找到答案。杜凤治日记为“州县官的银两”提供了一个可以连续考察的案例。杜凤治虽然极少将自己的“法外”收入写入日记,但还是留给我们不少了解真相的线索,甚至有若干直接记录。对于支出,杜凤治多数都详细记录。读完这部日记,我们可了解州县官在微薄的俸禄以及有限的养廉这两种“合法”收入以外,如何通过各种已成规则、惯例获取更多银两,以保证公务所需的额外支出、对各级上司“规范性”的贡奉以及维持家庭生活、接济亲属的开销。

笔者参与讨论近代历史题材文学、影视作品时,常会遇到诸如“官员之间如何见面、称谓”等问题,从这部日记中可以找到不少答案。有人听笔者介绍日记的一些内容后甚至说,这部日记中的一些情节完全可以作为电视连续剧的题材。

对官员与书吏、衙役、幕客、官亲、“家人”的关系,日记中也提供了很多以往我们难以获得或不会注意的细节。官员、幕客虽有不少著作提及上述人物,但多为冠冕堂皇的词语,真实情况未必会写出来。杜凤治日记则如实记下,有些叙述甚至会令我们觉得有点意外。

本文节选自邱捷 著:《晚清官场镜像:杜凤治日记研究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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